開欄語

　　南國清和煙雨辰，刺桐夾道花開新。五代時期，泉州遍植刺桐，得名“刺桐城”。時下盛放的刺桐花，如泉州城的閩南文化底色，寄托著泉州人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追求。

　　在閩南文化孕育、形成、鼎盛、播遷等過程中，“愛拼敢贏、敢為人先”的泉州人創造了燦若星河的多元文化瑰寶，22處世界文化遺產點交相輝映，獨具特色的閩南建筑、工藝、戲曲、美食、民俗等在這片熱土上傳承不息，融入了百姓生活，成為海外游子探尋鄉愁、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最好見証，承載著世界閩南人的同根同源的情感共鳴。

　　泉州，是世界閩南文化的發祥地、閩南文化遺產的富集區、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核心區。刺桐城堅守著“最閩南”的風貌，刺桐港揚起了“海絲”的風帆，將閩南文化送往世界各地、扎根於世人心間。

　　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范區的意見》，凝聚兩岸精神紐帶，推進泉台文化融合發展，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進一步挖掘閩南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時代特征，推動閩南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傳播，持續打響“宋元中國·海絲泉州”城市品牌。即日起，本報開設“刺桐文脈·最閩南”專欄。

　　“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首屆東亞文化之都、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級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世界宗教博物館”……這些榮耀，記錄著泉州從古至今的文化發展史。

　　刺桐文脈如其名，根深扎於閩南文化沃土中，花綻放於“海絲”煦風裡。在泉州，閩南獨特的文化意象，為紅磚古厝所承載，隨南音雅樂所傳唱。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交融出多元風情，在世遺泉州留下了獨特的地域共鳴和文化記憶。

　　且讓我們在歷史長廊中，循著刺桐文化脈絡，感悟閩南文化魅力。

　　名詞釋義:

　　閩南文化

　　閩南文化以閩南方言為載體，融合中原文化、閩越文化、海洋文化、華僑文化，以海洋文化為主要特征，兼有獨特方言與強烈地域文化特征，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原漢人多次入泉

　　促進閩南文化形成

　　縱觀歷史洪流，梳理刺桐文脈的前世今生，能窺見閩南文化更古老的記憶，更宏大的脈絡。

　　福建境內山多田少，沿海島嶼星羅棋布，自古以來閩人就牧洋為田、與海共存。先秦時期生活在閩南地區的原住民屬於七閩部落。戰國晚期，越國被楚國所滅，大批越族入閩，帶來了紡織、冶鐵等越文化﹔他們與當地的七閩土著融合，閩越族由此形成，進而孕育出閩越文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閩越族人“以船為車，以楫為馬”馳騁海上，為泉州宋元時期的航海壯舉埋下伏筆。

　　在楚漢之爭中，閩越人有恨於楚人曾經滅越國，遂出兵助漢滅楚。漢高祖因而封越王勾踐七世孫無諸為閩越王。

　　公元前110年，閩越王余善反漢，漢武帝遂出兵平閩。《史記》記載，“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閩越人被集體遷徙到江淮后，閩越地人去樓空，為之后漢人入閩留下了發展空間。

　　漢晉至五代，中原漢人多次南遷，不斷推動中原文化與閩越遺民文化交融，促進閩南文化形成。在這一漫長過程中，作為閩南文化發祥地的泉州，逐漸奠定了其在該文化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吳永安三年（公元260年），於今泉州南安市豐州鎮置東安縣治。那個時候，泉州已經有一定規模的漢族居民，他們帶來了上古漢語，成為今天閩南方言的早期雛形。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漢人輾轉進入福建，來到閩南。他們沿江而居，泉州的母親河“晉江”因而得名。在這個時期，中原文化融合了閩越遺民文化，中原漢人帶來的先進技術和文化，促進了晉江流域農業經濟的發展。

　　相對於北方戰亂，泉州安定的社會生活環境，讓珍貴的閩南文物得以保留。始建於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的泉州市區東街元妙觀，有“八閩第一道觀”之譽，是道教傳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觀﹔始建於西晉太康九年（公元288年）的南安豐州延福寺，是閩南最早的寺院。在今南安豐州一帶搶救挖掘的六朝墓中，出土的裝飾著豐富人物、樂器紋飾的墓磚和青瓷茶具，無不向后人講述著魏晉風流。

　　唐至五代刺桐花盛

　　泉州漸成閩南中心

　　從三國時期到唐末五代，泉州建制不斷擴大。盛唐時，泉州人口驟增，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泉郡文風”引領閩南文教。

　　南朝梁天監間（公元502年—519年），於今泉州南安市置南安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於南安郡地置豐州（州治在今南安市豐州鎮），下領南安（今泉州市）、莆田（今莆田市）、龍溪（今漳州市龍海、華安、長泰及漳浦的一部分）三縣，嗣聖元年（公元684年）改為武榮州（州治在今南安市豐州鎮）。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武榮州改稱泉州，州城由豐州遷到今天的泉州，歸屬閩州都督府管轄，從此確立了泉州作為閩南中心的地位。

　　至五代，泉州領今之晉江（含惠安）、南安、莆田、仙游、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長泰九縣地。

　　唐代，閩南開始重視文教。唐開元年間，泉州興建了孔廟，閩南教育初步興起。唐貞元八年（公元792年），來自晉江潘湖的歐陽詹以榜眼身份登上當年的“龍虎榜”，力壓探花韓愈一籌。《閩政通考》中記載：“歐陽詹文起閩荒,為閩學鼻祖”，這位泉州歷史上的第一名進士，被譽“閩文宗、閩文祖”，開啟“泉郡文風”。自歐陽詹始，泉州文風鼎盛，從唐代至清末，共考取進士2000余名，其中有文狀元15名、武狀元5名。閩地能成為“海濱鄒魯”，離不開歐陽詹的“根柢”作用。泉州九日山上，仍留有秦系、姜公輔、歐陽詹和韓偓等唐代名士的遺跡。

　　隋唐至五代，中原宗教信仰逐步扎根閩南，加上海上貿易發展，多元文化開始交融。唐時，閩南佛教興盛，始創於唐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的泉州開元寺為其代表。唐武德年間（公元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兩位門徒“三賢”和“四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泉傳教，卒葬於東門外靈山南麓。靈山聖墓，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及伊斯蘭教傳播史的重要史跡。

　　唐中后期，海外貿易不斷發展，泉州港已成為與交州、廣府、江都並重的南方大港，泉州出產的陶瓷、銅鐵等，成了閩南海外貿易的主要商品。

　　唐代后期，王潮、王審邽、王審知三兄弟率軍與吏民南下入閩，這是唐代移民福建人數最多的一次。光啟元年（公元885年），王氏部隊進入閩西、閩南，次年八月，佔領泉州，泉州成為王氏兄弟入閩之后的第一個根據地，王潮被奏請為泉州刺史。

　　“開閩三王”入閩后審時度勢，鼓勵墾殖，興修水利，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經過“開閩三王”30余年的治理，福建社會經濟漸趨繁榮，造船業有所發展。王審知經常從福州、泉州派發“蠻船”到海外貿易，給閩地經濟帶來了活力。

　　后來王審邽之子王延彬執掌泉州軍政大權，在他的調控下，泉州政通人和，尤其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為福建特別是泉州，在宋元時期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堅實基礎。“開閩三王”開放胸懷與民間“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的冒險拼搏精神，共同構成了閩南地區海洋文化特點。始建於五代末，頌揚三王開閩治泉功績的檀越王公祠，今仍立於泉州承天寺西畔。

　　談及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五代時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是一個無法被繞開的人物。其主政泉州十七年，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留從效擴建泉州古城，城牆增高到一丈八尺，周長增至二十裡，為原有城牆長度的七倍。同時，又在城內“開通衢，構雲屋”，招徠海外番商前來進行商貿，允許自由貿易。自此，泉州與東南亞、阿拉伯、非洲等地的海外貿易，逐漸進入繁盛期。泉州城內，貨物充盈，商貿繁盛，呈現“雲屋萬家，樓雉數裡”的繁華景象，泉州港逐漸成為東方大港。留從效促進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使泉州乃至整個閩南地區得以繼續繁榮與發展。

　　拓城建城的同時，在唐末栽種刺桐樹成風的基礎上，留從效再次環城遍植刺桐樹，泉州城遂稱刺桐城。

　　在不久的將來，“刺桐城”將為世界所知，為世界向往。

　　宋元泉州梯航萬國

　　多元文化交相輝映

　　泉州離不開海，“閩在海中”的地理環境，讓這座城市孕育出了具有海洋特性的城市文化，也讓在這座城市生活的人們，具有了像海一樣寬廣的胸懷。

　　宋元時期是泉州港迅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在10至14世紀前期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泉州刺桐港是亞洲海上交通輻射格局中極其重要的東方支撐點。來往於泉州的海舶穿梭如織，中外商使絡繹不絕，大量的進出口貨物在此集散。海運交通的便利，也導致泉州逐漸成了世界旅游的熱門城市。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正教等）、文化、藝術等，得以在此地無拘束地交流融合。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也成為彼時支撐泉州港繁榮的精神基石。在這種開放環境的感召下，國內外名士、賢達紛至沓來，商賈、旅行家、僧侶、傳教士接踵而至，共同為泉州帶來了不可思議的“頂級流量”。海內外不絕如縷的通商往來，又反作用於泉州社會的高度文明化，使泉州在社會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獲得騰飛。泉州成為“世界宗教博物館”。

　　泉州港海外貿易的繁盛也促進了造船業大發展，大批優秀造船匠師群體的誕生，給予泉州港航運業發展以最有力的保障。有宋一代，福建沿海的福州、興化、泉州、漳州都有專門的造船工場，據《宋會要輯稿·刑法二》所記“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宋人漕運總管呂頤浩在給宋高宗上的《論舟楫之利》的奏折中也做了如下論斷：“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州明船又次之”。元代，蒙古大軍東渡日本，南下佔城，所用戰船也多由泉州領造。

　　泉州素有“海濱鄒魯”“文獻之邦”等美譽。宋元泉州海外貿易發達，經濟社會的高度繁榮帶來教育的鼎盛發展。彼時的泉州，官私之學並重，書院風行，人文薈萃。宋代泉州地方官府創辦州學，縣學也普遍設立，規制趨於完善。這個時期，理學家朱鬆、朱熹父子先后在泉州地區創立書院，傳播理學思想，開辟了自由講學、學術研究的陣地，受其影響，各地書院向多樣化發展，泉州也被稱為“朱子過化之地”。書院以外，宋代泉州私學也頗為繁榮，經館迅速發展，從海濱到山鄉，出現了“家詩書而戶業學”的盛況。教育發達令宋代泉州成為科第鼎盛的紅火區，進士數量空前暴增，出現一些世家大族，培養出一大批優秀人才。兩宋時期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狀元、被譽為“一門四相曾半朝”的曾氏一族，還有狀元宰相梁克家、三朝元老留正等優秀人才﹔元代，泉州教育較前朝遜色，但路、縣儒學仍然得到復辦，還新辦有蒙古學、醫學和陰陽學。

　　文化的昌盛，也為藝術發展帶來繁榮期。宋元時期，泉州擁有被譽為“宋元南戲遺響”的梨園戲、“漢唐古樂”的南音，以及提線木偶戲等諸多藝術瑰寶，持續演繹著市井百態，映射出獨特的城市性格和文化審美情趣。南宋時，皇族宗室南外宗正司遷徙至泉州，作為皇室高級娛樂方式的“梨園戲”，也隨之流入泉州，並開始由皇室滲入民間。梨園戲的傳統表演程式，古朴獨特，生動優美，有一套世代相傳的程式規范，俗稱“十八步科母”，在中國戲曲長廊中獨樹一幟。南音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樂種，也稱“弦管”，是我國彌足珍貴的音樂瑰寶。南音起源於唐，形成在宋。南音的唱法保留了唐以前傳統古老的民族唱法，南管的演奏也保持在唐宋時期的特色。其音樂主要由“指”“譜”“曲”三大類組成，演唱形式主要為“絲竹相和，執拍者歌”，是中國古代音樂體系比較豐富、完整的一個樂種。南音如今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之一，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的“活化石”。泉州提線木偶戲，古稱“懸絲傀儡”，源於秦漢，在宋、元傳承不輟，廣為流傳。提線木偶戲保留著獨有劇種音樂“傀儡調”，同時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規范的操線功夫，以及獨具特色的偶頭雕刻、偶像造型藝術與制作工藝。

　　宋元泉州各種營造、制作技藝發達。從歷史記錄來看，宋代泉州的建筑營造技藝在唐代的基礎上又有了長足發展。現存國內最高的兩座樓閣式仿木結構石塔——開元寺鎮國塔、仁壽塔，我國古代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橋洛陽橋，以及中國現存最長的海港大石橋安平橋等，都是這一時期的杰作。

　　明清“下南洋”盛行

　　催生特色“僑文化”

　　明朝既有內向、緊縮的海禁政策，也有鄭和主動下西洋與海外諸邦開啟“官方交流”的經歷。在這一過程中，泉州人抓住一切機會，創造最大的發展空間。

　　從明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航海家鄭和統領舟師先后訪問了亞非30余國，在我國和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光輝篇章。鄭和航海隨行人員中的泉州人，有的留居海外成為早期華僑，也被稱為“番客”。他們中不少人在僑居地與祖居地之間做起通商生意。到了清代，隨著民間海外貿易頻繁，以及下南洋風潮盛行，番客就更多了。他們對閩南故土的眷戀始終不變，絕大部分番客都選擇在晚年返回故園，蓋起一幢幢“番仔樓”。他們中的許多人返鄉鋪路、造橋、建學校等，帶動家鄉的繁榮發展。這樣的風氣，在時代的推進中，逐漸演化成今天富有特色的泉州“僑文化”。

　　明清時期，泉州學術研究風行，科舉再創輝煌。明代泉州的易學研究與教學形成風尚，著名理學家蔡清及其“清源學派”，在易經研究與教學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晚明，思想家李贄目睹封建社會的黑暗與儒學中的虛偽方面，進行質疑並予以尖銳批評，他對社會教育目的和教學內容、教育對象、教學方法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明代泉州科舉成績位居福建前列，培養出了一大批政治、軍事、文化、藝術等多方面具有較大影響的人物。16世紀，抗倭英雄俞大猷縱橫東南沿海十幾年，和戚繼光並稱“俞龍戚虎”。清代泉州教育向普及型發展，民間興辦的各類塾館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均勝於歷史諸朝。明末清初，泉州民眾東渡台灣形成浪潮，渡台泉州儒士成為開啟泉台教育關系的先驅。晚清時期，在救亡圖存的形勢下，泉州掀起了創辦新學堂的熱潮，尤其是華僑在家鄉紛紛興辦新學，推動了新式教育發展。

　　閩南民居營造技藝發源於泉州，始於唐、五代，在明清時期基本定型，是閩南地區古建筑技藝的代表。閩南建筑以紅磚厝為代表。紅磚厝既有中國傳統民居對稱、嚴整、密閉的特點，又具有華麗活潑、夸張綴飾的地方特性。

　　明清泉州沿海和內陸的手工業高速發展。明代泉州的絹品，是著名的貢品和外銷品。泉州還曾是福建的紡織織造中心，現泉州城內尚有織染局遺址清白源井。明清時期德化陶瓷生產規模大增，尤以白瓷和青花瓷最為著名，涌現一批能工巧匠，如明代的何朝宗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瓷雕藝術大師。明清時期是安溪茶葉走向鼎盛的重要階段。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前后，安溪茶農從茶樹枝條壓在土壤中能生根發芽得到啟發，創造出茶樹整株壓條繁殖法，使安溪成了中國茶樹無性繁殖的發源地。明末清初，安溪茶農又創制了烏龍茶。烏龍茶採制工藝的誕生，是對我國傳統制茶工藝又一重大革新。

　　明清時期，泉州戲曲文化綻放璀璨的時代光芒。泉州高甲戲孕育於明末清初，早期稱“宋江戲”。高甲戲在表演上吸取木偶戲、京劇的武打程式，又吸取梨園戲旦行的指法、科步﹔話白採用泉腔，唱腔則大量取自“弦管”，既有清婉纏綿的音韻，又有激昂剛健的腔調，獨具風格。泉州打城戲，發端於清咸豐年間，流行於泉州及廈門、金門等地，是融合釋、道二教之法事活動而形成的，為全國罕見的宗教戲劇。閩南布袋戲之發端，民間相傳始於明嘉靖年間。泉州一帶的布袋戲稱為“南派”布袋戲，其表演程式是仿效“嘉禮”戲，形象由大改小，以指掌表演，稱作“木偶掌中幫”。

　　賡續城市歷史文脈

　　保護弘揚閩南文化

　　一方水土，萬千風流。泉州因“ 海絲”而繁盛，正是有幸經歷文化與時俱進的錘煉，砥礪前行繼而厚積薄發，方才成就今天以泉州為核心區的閩南文化的蓬勃激揚。

　　長久以來，刺桐城以“和而不同”的中國智慧，包容來自世界的文化。中原文明與海洋文明、工商文化與農耕文化、儒道釋與亞非歐宗教和諧相處、共生共榮，而今的泉州已成為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活態”的南音、南戲、南少林，堪當國際交流“大使”。在第五屆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上，閩南文化大放異彩，汪大淵、鄭和、何朝宗、馬可·波羅等與泉州息息相關的中外歷史名人，在世遺之景穿越對話，呈現出“泉州與世界有機溝通交流”的生動歷史場景。

　　現今台灣的民間習俗、信仰、戲曲、藝術等都是從閩南傳承過去的。在我國台灣傳統建筑中常見的紅磚紅瓦建筑，就是泉州紅磚古厝的傳承，泉台兩地建筑風格一脈相承。台灣的四大民間信仰——媽祖、保生大帝、關帝、臨水娘娘，都是在明清時期隨閩南人傳入台灣的。台灣通用的方言是泉州閩南話，許多地方的街村名稱與閩南的村街一樣。台灣的歌仔戲、高甲戲、梨園戲、木偶戲、南音等地方傳統劇種等都是由閩南傳承而去。80%以上的台灣同胞祖籍福建，其中泉州籍佔44.8%，泉州的台胞出生地、祖居、祖祠、祖堂、祖墓等涉台文物眾多。

　　出於保護、弘揚閩南文化的需要，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泉州實施經濟、文化、城市建設一體發展戰略，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導、部門共管、社會參與”保護傳承體系。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21年，“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為進一步做好世界遺產的保護傳承利用工作，泉州市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世界遺產保護管理條例》，於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為泉州世界遺產保護提供規范、健康、可持續的制度保障，為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保駕護航。“世遺城市”光環映照的不僅僅是泉州的榮耀，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與責任。當下，泉州立足於融合傳統與現代，構筑經濟與文化協調共進的新型發展模式，著力增強文化自信，重塑現代城市精神，以歷久彌新的泉州文化，書寫“泉州品牌”“泉州故事”和“泉州價值”的時代新內涵。

在長期的歷史傳承發展中，中華文明能夠以我為主，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堅定的文化自信保持鮮明的文化特性。閩南文化在泉州傳承千年，以其獨有的開放包容特性，汲取海洋文化精華，兼容並蓄，形成了根植於中華文明沃土、發源於泉州山海之間的文化體系，深刻打上了泉州烙印，充分展現了泉州特色，彰顯了泉州人民堅定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如今，勇立潮頭的泉州人，正在以“躺下去是洛陽橋，站起來是東西塔”的豪邁氣概、“敢為人先、愛拼敢贏”的奮斗精神，創新發展“晉江經驗”，持續推動世界閩南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奮力譜寫世界閩南文化傳承發展的時代樂章。（記者 張君琳 吳拏雲 庄建平 黃雯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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